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戈壁上的小屋

2022-01-14 信息来源: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浏览次数:字体:[ ]

那一年,中国作家协会创联部通知我与几位作家一起去青海深入生活,主要任务是采访上世纪50年代末内地“援青”的邮电职工。

将近一个月,我们在地广人稀的青海,白天行车,晚上访谈。我生长在繁华的江南城市,戈壁的空旷、辽阔、静谧,令我震惊。

只有在戈壁上,才真正可以见到天似穹庐,才真正可以看到弧形的地平线。公路好像把地球劈成了两个半圆,在阳光下闪闪发光,永无休止地伸展在我们的视野里。寂然无声的茫茫戈壁,除了风蚀和地壳运动之外,似乎没有任何变化地存在了亿万斯年。寂寞似乎像时间一样永恒。在这里,最起码的愿望常常成为一种奢侈——哪怕需要的只是一片刚刚能遮住脑门的绿荫。强烈的紫外线无情地扎进面部,留下血红的烙印;戈壁风沙如同锋利的雕刀在脸上刻下粗糙的皱纹。

这样说,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旅途只有苍凉,也会有意外的惊喜。

那一天,夕阳在风沙里沉浮。起先还不时地能见到骆驼草和红柳丛。后来,远远近近就只有红色的沙砾和铁青的岩石了。茫茫天地间除了我们这辆车,连一丝生气也闻不到。

忽然,远远的地方出现了一幢小屋,孤零零地立在戈壁上,就像是月球上的一个黑点。

这是一个邮电线务站。屋子里,简朴而整洁,电话交换台竟是用石块垒成的。屋子里只有一个瘦削的年轻人,黝黑,但眉清目秀。

线务站不在预定的访问日程里。但这次偶然的相遇,却带来了一场让我最难忘、心灵最受撼动的访谈。

这位瘦削的年轻人,给我们讲起了他与这个线务站之间的故事……

在西宁搭的便车整整走了三天,终于把我留在去往县城岔路口一片扬起的尘土里。

我看到父亲背着邮包,迎面向我走过来。

“我代表我们全局来迎接你。便车搞不好就出岔子,说不准时间,怕你到了见不到我,我昨天半夜就从局里出发了,在这里等了你一整天。”

之后,他把我的行李小心地放进一辆手扶拖拉机的拖斗里。

“快点上车吧,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。”

我不知道是不是值得高兴。几天跑下来,我的心情坏透了。我有点想哭。我听说过,有些像我一样从邮校毕业分配到基层的人,从西宁出发两天,就说什么也不肯再往前走了,转身搭便车返回。

我与父亲在半夜以后到达了县城。一条不足两百米的街,两边都是轮廓硬朗的房子。有几星昏黄的亮光从黑暗中透出来。

这个夜晚到达的并不是目的地。我们将要去的那个线务站,离县城还有一百多公里。

县境平均海拔四千米,年平均气温零下十五摄氏度。严寒使人望而却步。父亲之前的几任局长,没有一个在这里干到任满。父亲却说,除非组织上另有需要,他会在这里一直干到退休。

父亲来青海后,最初是乡邮员。几十年的时间,他在这里的山地、草场和戈壁走瘸了两条腿。但他喜欢这里,说这里空气稀薄,但很清新;人烟稀少,但人很热情;还有不常见到的野生动物,不怕人,跟人很亲近。

两天后,父亲开着手扶拖拉机,把我送到了线务站。

父亲出发前夜,曾向当地牧民买了一头羊。我们到时,帐篷里一只大大的牛粪灶,烧得热气腾腾。几个牧民正帮着宰羊,灌血肠,熬杂碎,煮手抓,揪面片。全局十来个人都坐在地上,却给我留了个马扎。

我当然明白父亲的苦心。他那张写满了期望的脸就像一面镜子,照出了我的未来。他一口一句“老了”,他的样子的确比内地七十岁的人还老,可他还不到五十岁。看着他那张脸,我不寒而栗:五十岁以前,我就会这样老吗?

这里的每个线务站之间,相隔差不多上百公里。我常常对着空旷无边的戈壁发怔。

有时候,我抓紧双拳——似乎想要攥住什么——声嘶力竭地叫喊。声音不管拖得怎样长,都很快被戈壁吞没,没有回声。

我同青海不可分离的命运,似乎在我父母结合时就注定了。他们来“援青”后就再没有回过老家。我在西宁的邮电中专毕业后,按照父亲的意愿,也回到了县里。

到线务站后,除了局里同事隔些日子给我送一趟粮食、煤和维修零件,大部分日子里,我见不到一个人,看见的只能是太阳和月亮的换班。今天和明天完全一样,就像珠串上的两颗珠子。

在我之前,这个线务站连续九年一直是全省的模范线务站。上一位线务工出席过全国的先进表彰大会,他在这里一待就是九年。人们在他留下的工作日志上一再看到这样的句子:“什么时候有人来啊……我一定要坚持住……局里人还有几天就来了……”

有天早上,我忽然听见了鸟叫。我疑疑惑惑地从床上爬起来,疑疑惑惑地推开窗子——

真的有一只鸟,就在窗外不远的线杆上做巢!

我慌慌张张地扑到门外,兴奋得全身发抖。

以后的日子,我每天查完线路就是全神贯注地看着那只鸟,飞出去,又飞回来,从不知什么地方衔来了干草,衔来了土块。于是荒滩上,有了两个巢:一个是鸟巢,一个是线务站;有两个生命:一个是鸟,一个是我。

我们相依为命了。我把拌炒面的曲拉和最新鲜的烤饼都留给了它。我一声口哨,它就飞到我的窗子里来,在屋子里神气地走来走去。我出去查线或是查线回来的路上,它会出其不意地从我身后一下子扑到我的肩膀上。

可是,却从县局里来了电话:

“线路上是不是有鸟巢?”电话里传来父亲沙哑的声音:“得移掉它。鸟巢里要是有铁丝什么的,可能会给线路造成短路。”

“不!”

我坚决挂掉了电话。

第二天,我却被鸟凄厉的叫声惊醒。我爬起床,看到那只鸟正拼命地扑打着我的窗户。

窗外站着父亲,他已经把鸟巢从线杆上端下来了。

“要不,你会下不了手的。”

他满脸惭愧地看着我。

父亲退休的时候,省局在西宁市为第一代“援青”人盖了宿舍。但父亲不肯去住。一直到去世,他都住在县里……

直到他讲完了,良久不再吭声,我们这拨人还是一片静默,甚至,有泪水滴落的声音……(陈世旭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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